在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后股融通，中央红军不得不开始长征。放到今天来看，这无疑是人类历史上的一项伟大创举，但当时却是一个充满艰难选择的时刻。
随着国民党几十万大军的不断逼近，苏区的面积越来越小。继续留在苏区战斗只会让红军的力量消耗殆尽，因此，不得不放弃这个具有广泛群众基础的根据地。于是，中央机关和第一、第二野战纵队，以及第一、第三、第五、第八、第九军团等总共8.6万多人集合，开始了这场充满未知的长征。他们最初并不知道长征的最终目的地，也没有完整的计划，前方的路充满了危险。然而，与此相比，留守在苏区的部队则面临着更为严峻的局面。
那么，为什么中央选择了长征，却没有把所有的队伍都带走呢？原因在于，最初领导层希望能够打回苏区，打破围困，留守的部队可以起到里外呼应的作用。那时，博古和李德等人负责军事指挥，他们并不愿意轻易放弃刚刚建立起来的根据地。
展开剩余69%当时，中央红军并没有明确的目标，计划中的最佳方案是大部队突破敌人的封锁，等安全脱离后再争取反攻，打回苏区。这样的作战方式并不陌生股融通，党内曾有过类似的战术安排，所以留下一部分战士保护根据地也是合情合理的。然而，事实证明，李德和博古过于乐观地判断了敌情，低估了局势的复杂性。
另一个原因是伤员问题。第五次反围剿战斗持续了一年多，指挥官李德等人推崇苏联的“大兵团作战”，坚持采用“堡垒对堡垒”的防御方式来应对敌人。这种战术并不符合红军的实际情况，导致了大量伤亡。主力部队准备撤离时，苏区内部依然有三万多伤员。这些伤员显然无法跟随主力行军，但在敌军压境的情况下，如果不加以照顾，就相当于放弃他们，这违背了党内的组织原则。因此，留下来的部队不仅要继续抗敌，还肩负起照顾伤员的任务。
随着长征的开始，中央红军从8.6万人减员严重，最终到达陕北的只有约7000人，而在苏区的情况也非常严峻。陈毅等老一辈革命家的回忆中提到：“那时候我们活得和野兽差不多。”而留守部队分为两部分，一部分在江西，约有1.2万人，另一部分在福建，约有4000人。
江西的指挥官项英，坚持主张正面防御，希望通过与敌人硬碰硬守住苏区，以便等待主力回来。然而，陈毅等人提出强烈反对。结果，项英的决策导致了大规模的伤亡。尽管最后项英意识到局势的严峻，命令24师突围，但此时敌人的包围网已经几乎无法突破，只有少数战士成功逃脱。
福建的留守部队情况也很类似。万永诚领导下的4000多名战士，在敌军的追击下被迫转移至长汀山区。尽管他们做出了顽强的抵抗，但因敌我力量悬殊，最终万永诚牺牲，留下的部队继续坚持斗争。到最后，留守部队的4万多人，最终只剩下300多人。
这些幸存的战士，虽然人数少，但他们却在南方开展了三年的游击战争，建立了多个根据地，最终发展成新四军，人数也从几百人增加到了上万。这种发展速度堪称奇迹，也证明了留守部队坚定的革命信念。
许多领导人后来都感慨，南方游击战争是红军历史中最艰难的磨练之一，虽然他们没有走过长征，但所经历的艰难困苦并不亚于长征。正如陈毅曾经写的诗《梅岭三章》所说：“此去泉台招旧部，旌旗十万斩阎罗”，这些英雄们在极端条件下坚持战斗，勇气和决心值得我们永远铭记和敬佩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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